大 手 笔 

                     历史告诉现在

1914年秋天，千沟万壑的陕北黄土高原上走来一队奇特的人马，有金发碧眼的西方人，也有衣着朴素的中国人。他们用各种仪器在不同的地方进行观测、记录、绘图，显得非常认真。后来，他们又运来钻井设备，在一些地方驾起井架轰隆隆的往地下打钻。他们这样折腾了两年之后，便不声不响地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来过。

这是美孚石油公司根据与北洋军阀政府签订的《中美合办油矿合同》，组织的中美勘探队在陕北进行的地质勘查，为首的是美国著名地质师克拉普和富勒。他们在陕北近10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进行了地质测量，钻了7口井，但始终没有发现可供大规模开采的油层。后来他们又到了中国东北，同样是一无所获。

克拉普和富勒回国后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中国石油资源进行了评价，认定中国是一个贫油的国家。

大约10年后，美国地质学权威、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维尔在其《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一文中，用轻蔑的口气说：山东半岛及辽东半岛地区是否有石油，是极可怀疑的。要在中国东部大平原区域找到石油，那是偶然的。在中国东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不会比含油不利的阿帕拉契亚山更好些。

从此，“中国贫油论”就像瘟疫一样散布开了。

尽管李四光、翁文波等地质学家对“中国贫油”的论调进行了驳斥，但“中国贫油论”的阴影仍然像雾一样笼罩在中国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的心头，1934年，国民党政府在《中国经济年鉴》中写道：中国石油储量极其贫乏，……仅为美国的2%。

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急需石油，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三年，石油勘探一直没有突破，中国石油工业一直没有走出“中国贫油”的阴影。

1956年1月，石油工业部在北京召开第一届石油勘探会议，正率团在苏联考察的部长助理康世恩写来了书面意见，他先总结了前一段中国石油勘探成果不大的原因，然后提出：根据苏联经验，小盆地和构造复杂地区不易找到大油田，应集中力量在大盆地和地台上展开区域勘探。会议之后，石油工业部迅速把勘探重点，从山前凹陷及山间小盆地移向大盆地，利用多种勘探手段，进行全面系统的区域勘探。

于是，克拉玛依油田被发现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石油勘探的首次突破。1956年国庆节，潮水一般的游行队伍中克拉玛依油田的巨大模型成为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

然而，克拉玛依太远了，当时的产量也不是很高。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粮食、棉花、钢铁、原煤等都大大超额完成了计划，只有石油是唯一没有完成计划的工业部门。1956年只完成了146万吨，而“一五”计划却是201万吨，我国每年所需500多万吨石油，绝大部分需要进口。国家有限的外汇，大部分用在石油进口上。

那个40年前开始流行的“中国贫油”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

1958年2月，由彭德怀推荐，毛泽东首肯的新的石油部长产生了，这就是独臂将军余秋里。1958年2月27日，余秋里和石油工业部原部长李聚奎、勘察司司长唐克等到中南海居仁堂参加由邓小平同志主持的石油工业部汇报会。在这个会上，邓小平对石油工业的发展作了重要指示：石油勘探工作应从战略方面考虑问题；总的来说第一个问题是选择突破方向，不要十个指头一样平，要排个先后顺序；对松辽、华北、华东、四川、鄂尔多斯五个地区，要好好花一番经理，研究考虑一番；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东北地区能够找出油来就很好。

一个重大的决策产生了：中国石油勘探重点由西部转向东部。

1958年至1959年，三十多个各类勘探队在松辽盆地的大草原上奔波，他们寻觅着、期待着、盼望着一个大油田的产生。

1959年9月26日，那个在每个人心中期盼已久却又遍寻不着的大油田终于路除了端倪：在黑龙江大同镇的松基3井获得工业油流。这一天便是大庆油田的生日。

1960年初，石油工业部的领导和专家们经过反复研究和讨论，决定用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法，组织石油会战，加快大庆油田的勘探和开发。这个决策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和大力支持。于是，声势浩大的大庆石油会战开始了。

关于大庆石油会战，人们说的、写的，都已经够多了，我们不想在这里赘述。我们想说的是：大庆石油会战，不仅仅是产生了一个大油田，甩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更重要的是，它创造了一种方法，一种思想，这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思想，对中国石油工业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一直到今天，在中国石油工业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这种思想和方法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1963年11月17日，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那个中国人民熟悉的、带点淮安口音的、魅力无限的声音在宽宏恢博的大厅里高亢回荡：

“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所需要的石油，不论在数量或者品种方面，基本上都可以自给了！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周恩来总理在做政府工作报告。这个报告一一宣布了国家在度过三年经济危机后，所取得的辉煌成绩。其中，最鼓舞人心的还是石油：这一年原油生产已达648万吨，仅大庆油田就有470万吨。油品生产也非常齐全，特别是打破了西方的封锁和苏联的制裁，自己独创了生产航空汽油的全套工艺。

随后，石油工业部门相继组织了胜利、四川、江汉、辽河、冀中等地的石油会战，克服了十年动乱造成的巨大困难，中国石油工业得到迅猛发展，1979年产量达到1.06亿吨。

进入八十年代，石油工业面临新的问题：由于资金不足，勘探投资和勘探工作量大大减少，储量增长速度跟不上原油产量的增长速度；老油田油井产量的自然递减加快，油田调整和增产措施跟不上，造成石油产量下降；等等。针对这种情况，国务院听取了康世恩的汇报，断然决定首先在石油全行业实行1亿吨原油产量包干的重大决策，并且对海上大陆架实行对外开放，公开招标。同时，允许石油工业采取多种方式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这项决策大大增强了石油工业的活力，使石油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90年，全国原油产量达到了1.38亿吨，其中东部地区原油产量占全国的90%以上，探明的储量占全国的80%以上。但是，由于东部地区大多数主力油田已进入高含水、高采出阶段，老井自然递减速度加快，原油生产将由逐步上升进入稳定发展阶段。而我国西部地区石油勘探程度还比较低，是世界公认的油气资源丰富的地区之一。

于是，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做出了“稳定东部，发展西部”的战略方针。中国石油勘探的重点再次转移到了西部。在这之后的近十年时间里，大庆、胜利等东部油田持续稳产、高产，西部地区则在新疆的塔里木、吐哈、青海的柴达木、陕北龙东的长庆等油田取得了重大突破。

但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如果仅仅把目光局限在国内，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中国石油工业是无法长远发展的。所以，早在八十年代初，当时中国石油工业的领导层就开始考虑国际化经营战略，特别是到国外进行油气田勘探开发。

       王永杰副局长如是说

1999年4月5日，我们在大尼罗河石油公司的营地里采访了国际合作局副局长王永杰。我们提的主要问题是：中国为什么要到国外开发石油？

     王永杰副局长是陕西蓝田人，说话略略带点乡音，说和很富有感染力，一接触就让你感觉是那种走南闯北的石油知识分子。1963年，王永杰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石油地质专业，参加工作的最初十年，他在克拉玛依、江汉等油田主要搞政工。1972年参加胜利石油会战，他在临盘采油厂（当时的临盘指挥部）研究所任综合组组长，开始从事技术工作。就是从这里起步，王永杰一步一步地从矿长、厂长、副局长走过来。1995年王永杰调到中国石油天燃气总公司国际合作局，任命为绿洲石油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这个公司是中国和伊拉克合资成立的，准备在伊拉克境内开发石油。谈到中国石油的国际化经营战略，王永杰兴致很高，他说：

“到海外从事石油的勘探开发，八十年代初以王涛部长为首的石油部领导层就在酝酿这件事。我分析主要基于这几个背景：

首先，中国是个贫油国……“。 

此语一出，我们为之一愣。早在六十年代、大庆石油会战之后，我们不就甩掉了“贫油国”的帽子吗？现在我们怎么又成了贫油国？

见我们有疑问，王永杰笑着说：

“现在要转变观念。1997年我国的石油产量是1.6亿吨，世界排名第五；同时探明的石油剩余储量为32.7亿吨，世界排名第十，这都不算少，可对照一下我们的国土面积，对照一下我们庞大的人口，这些资源就显得十分贫乏了。按人均资源量来排序，全世界100多个国家，我国大约要排到100位左右。你说是不是贫油国？”

一席话说得我们恍然大悟。王永杰接着说：

“其次，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极快，对石油的需求量增加很快，大约每年递增4—5%，而国内石油的增长速度为每年1%左右，远远满足不了需求。从1997年开始，中国成了石油净进口国，每年要进口石油3000万吨；预计到2000年需进口石油5000万吨，相当于一个大庆；到2010年则需进口石油上亿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之一。”

“看来中国又要进入使用‘洋油’的时代了。”我们笑着说。

“当然，现在使用‘洋油’与过去使用‘洋油’不可同日而语了。”王永杰接着说，“既然要花钱进口石油，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去占有海外资源，开拓海外市场呢？”

王永杰不愧为既懂技术又搞过政工的领导干部，说起话来既有条理又富激情，他接着说：

“第三，中国的地质条件决定了中国勘探开发石油的成本高，难度大。中国的海相沉积少，陆相沉积多，这种沉积条件造成资源量少，找油十分困难。同时，由多起构造运动造成的油藏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更加大了勘探开发的难度，使勘探投入高，开采成本高。目前在国内，寻找1亿吨储量大约需要人民币20亿元以上，这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字。如果在海外有相对容易开发的石油资源，我们为什么不争取呢？

第四，由于多年来，我国油田的开采速度太快，有些地方甚至是掠夺性开采，油田的含水上升快，80%以上单井采油只有5—6吨，整个油田的递减速度很快。现在大庆、胜利等大油田都处于快速递减阶段，全国原油年产量要想稳住1.5亿吨，难度很大，投入很高。现在原油成本已上升到1千元一吨，接近国际油价。这逼迫我们到国际上寻找优质储量。“

王永杰说这些话时，语气是凝重的，“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逼迫我们到海外找石油的因素”，王永杰舒展开眉头说，“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也有条件到海外找石油。我们这几年技术发展很快，如物探、测井、开发等方面，技术先进，在国际上并不亚于别人。这些年我们也培养了大批懂技术、懂管理、懂外语的能够走向国际石油市场的人才。可以说，我们具备了走向世界的技术和人才条件。我们有条件到国际石油市场一博，有条件到国际石油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所以，中国石油工业必须实施国际化经营战略，也有条件实施这个战略。”

王永杰又说：“这个战略由当时的总公司领导王涛等提出，并得到了中央的认可，确定了战略思想，这就是：利用两种资源（国内、国外），利用两种资金（国内、国外）来发展中国石油工业，来满足国民经济对石油的需求。江泽民、李鹏和朱镕基等中央领导同志是非常支持这个战略思想的。”

听了王永杰副局长的一席话，我们感触良多。回顾一下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我们发现中国石油工业走过了一个有趣的否定之否定过程，这就是：

对中国石油资源的认识：贫油——富油——贫油

勘探开发的战略重点：西部——东部——西部

石油的进出口：净进口——净出口——净进口

看起来似乎是“终点又回到了起点”，实际上是一种螺旋式上升，它表明中国石油工业迈向了新的台阶。如对中国石油资源的认识，是由绝对“贫油”到相对“贫油”——相对于广大的国土面积，相对于庞大的人口，相对于巨大的石油需求的“贫油”。我们现在把勘探开发的重点放在西部，是在确保东部持续稳定发展，同时对西部的地质条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基础上的战略转移，与本世纪上半叶在“中国贫油论”阴影笼罩下，在西部山间小盆地的勘探开发大不相同。我们现在的石油净进口，是在年产1.6亿吨基础上的进口，它同时表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石油需求量增长极快。它与五十年代我们仅需500万吨石油却大部分需要进口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就是这个否定之否定过程，更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石油工业实施国际化经营战略的正确。我们仍然“贫油”；我们勘探开发战略接替的地方——西部自然环境恶劣，远离油品主要消费市场；我们每年需要进口大量石油，所以我们必须展开大视野，在经营好自己的家园同时把目光投向海外，到更广阔的天地寻找石油。可以说，实施国际化经营战略，是中国石油工业的又一次大手笔。

“那么，中国到海外开发油田近几年有那些举措呢？”我们问王永杰副局长。

“第一步是从秘鲁开始的”王永杰说，“在秘鲁取得了两个区块的老油田开发权，93年签订合同。老油田开发快100年了，我们对老油田挖潜，用中国精细的地质研究，用插层补块的方法，种试验田，培训了人才，积累了经验。现在，老油田焕发了青春，开始创造效益了。”

“从1994年到1996年，主要是与伊拉克谈判，这是一块已探明的新油田，1997年签订合同，成立了绿洲石油公司。”

“1997年是海外石油大发展的一年，除了伊拉克油田，还在委内瑞拉签了两块老油田，哈萨克斯坦也签订了一块老油田的合同。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苏丹油田合同。因为苏丹油田是中油集团公司目前在海外投资并在建的最大项目，也是我们在非洲投资的唯一项目，这个项目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我们在海外的形象，直接关系到我们国际化经营战略的实施。”